Category: 向外

 

病房里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叫Xhavit，一个叫Nit。Xhavit智力低下、免疫力缺陷、双腿畸形…Nit小头畸形、智力低下、先天性心脏病、肠畸形、并指畸形…每人都各有几十个关于各种先天畸形的诊断，我也没有记下来。
    今天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的医疗资源来治疗Xhavit、Nit这样的孩子。一方面，他们是人，是我们这个种族的一员。人人享有平等的医疗权力，何况是这么可爱的孩子。没有人可以因为某些人生病了，或者身体天生不健全，而放弃他们。另一方面，他们是将来不能为社会做出任何贡献的人，不像唐氏儿童。唐氏儿童至少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劳动来为社会创造价值。他们不能动，无法交流，没有基本的生活技能，吃饭、排泄均需要人照顾。但是，在德国，他们还有高级的童车，可以让他们一天中有一些时间可以坐着，被带到儿童游戏室去玩一会儿（当然他们不会玩，只是在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玩具中坐着）；不时地还会有护士去和他们说话，逗他们开心（当然他们听不懂，也没有什么反应，只是偶尔无意识地摇头晃脑）；他们每人还有一台收音机，在没人陪的时候播放各种音乐和广播；他们住单独的一间病房（病人多的时候，也会两人一间）；每天都有很多医生认真讨论他们的治疗方案；他们用的是最好、和所有其他孩子一样的药；需要添加的营养照常添加，伙食是每餐都变花样的，两餐中间是可以有各种果汁做饮料的。

一年里面，这样的小朋友会因为各种原因十几次、几十次地住进医院。我在想，如果把相同数额的医疗资源用在其他病人身上，可以帮助多少小朋友啊！
    当然，在一个具有优厚福利的发达国家，在一个病人不多、一个普通门诊可以看半个多小时的的医院，我会毫不犹豫说，要治他们！不仅要治，还要给他们好的生活质量！像对任何正常孩子一样对待他们！可我又不禁想到我在自己学校的儿科医院实习的时候，很多孩子刚出生就被遗弃了。其中有唐氏的，还有一些并不是那么严重的。有些小朋友，就算医院没有放弃他们，父母首先就放弃他们了。当然，善良的医生和护士们还是会把他们留在病房里，自己花钱治他们，有时给他们买些玩具。但喝的是普通的牛奶，用的是普通的药，治疗也只限于维持他们的生命。由于国情所限，这可能也是我们的医生护士能做到的最好的了。我们也不可能再分出更多的时间和金钱给他们，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孩子要治——那些治愈后可以健康成长、以后创造价值的孩子。

在现实的情境下，做出一般的决策基本没有问题。但这里面有一个医学伦理问题：我们到底基于什么样的原则在不遗余力地治疗这些孩子？
    英国有一个类似情境的真实事件。大致是：有几个人要出海冒险，途中遇到了风暴，船体受损，只能漂在海上等待援助。被困了几天后，没有见到任何过往船只，食物也已经吃完。大家逐渐体力不支，一个个倒下，眼看全船的人就要饿死。最后，大家做出了一个残酷但是无奈的决定：吃人！由每个人投票吃谁，得票最多的那个人就做出牺牲。当时船上有一个孤儿，无依无靠，实在走投无路地情况下也上了船跟着冒险。其他人觉得他好欺负，就暗自合计一起投他的票。最后，孤儿被吃了。而其他的人，正靠着孤儿的肉，又熬过了几天，终于等来了一艘营救的船只。回去以后，人们在海员日记里发现了这件事，于是法庭对他们进行了审判。吃人——这是绝对无法容忍的惨无人道的行为，在任何人的眼中，这都是无法饶恕的罪行。但是渐渐有人对这个案子提出异议：如果不牺牲这个孤儿，那么全船的人都会死去。但是牺牲这个孤儿，其他人活下来。活下来的人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在社会上还可以发挥很大的价值。而且他们都有家庭和朋友，他们的众多亲友也不会因为他们的死亡而受到负面影响。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牺牲了孤儿，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益的。由于年代久远，我只是大概描述一下这个事件，也许和事实有些出入，但事件的焦点是一样的。

这个故事也被引用于哈佛大学的一堂著名的哲学公开课上，被用来引起关于功利主义的思考。那位教授还在课上援引了许多其他类似的伦理问题。都是些极端的情境。但是如果对于这种情况有一个自己稳定的观点，尤其对医生来说，是会无形中引导自己完成今后的很多决策的。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一天Xhavit需要器官移植，而目前正好有一个供体，你作为器官移植委员会的委员，会投票同意该器官给Xhavit吗？要知道，在受体名单上，排在Xhavit之后的，还有很多人。其中的大多数，接受了器官移植后，还可以健康地活很多年，做许多有意义的事情。你会怎么考虑？

我把相同的疑惑抛给了我在德国的儿科主任。当然器官移植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Xhavit体质不佳，不是最佳受体，不会列入器官移植考虑。但是，他说“在德国，对于这样的孩子，不仅会治，有时甚至还会用比普通孩子更好的药，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首先，德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他非常自豪地说），有能力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其次，在这个天主教国家里，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都有权利得到同样的关爱和重视。如果真的要进行器官移植方面的考虑，我们只会从患者的身体状况本身来进行排序，而不是他们今后创造的社会价值，他们的财富，或是其他任何情况。”

在中国，我们没有钱，没有信仰，我们该基于什么来治疗这些病人？

 

 

 

 

     有一个常识是：我们没有必要对任何人无条件负责。

       但我在德国医院期间，在我对任何人都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在认真地对我负责。

       我震惊了。

       首先是我说我想学习抽血。我只是嚷一嚷，如果没人睬我，我不会觉得有任何异常。但是科里的金发美女医生说，你如果愿意，可以先在我身上练习。我当时觉得她一定是那天心情好，随口说说的。过了几天，我在办公室里又一次跟医生们表示我想练习抽血，三个带教同时伸出手臂，表示可以在他们身上练习。我又一次没有当真，因为我太不习惯这么无条件地对我做出牺牲了。最后，在那个下午，那个即使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也仍然能记得的阳光闪耀的下午，一个带教把我带去治疗室，发现另一个带教已经挽起袖子躺在床上了。她认真地对我说，如果想真的学会抽血，是一定要练习的。来吧，从我身上开始。于是我就在另外两个带教的指导下，在我的金发美女老师身上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抽血！那个下午，我觉得她躺在治疗床上，挽起袖子的样子简直像一个圣女！在自己的老师的手臂上练习抽血，这是一件超出我逻辑范围的事情。

       后来，我渐渐习惯了这种无条件的被优待。比如，护士会耗上好几十分钟，配合着把宝宝摆出各种姿势，让我非常笨拙地操练B超。比如，会有个医生在我生日那天从家里亲自烤上两个大蛋糕带来。比如，当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的时候，会有医生跑过来向我道歉，说“我们太忙，没有尽到责任来教你更多，实在对不起。”

       医生对我负责，对病人们负责，也对每天早上来更换垃圾袋的大爷负责。每天早上，当我们在查房的时候，大爷会推着巨大的垃圾车进入病房，“早上好！”，他经过我们时总会问候一声，“早上好！”，所有的医生护士会转头朝他齐声问候。

       在这样一个奇怪的地方，每个人都对其他人有着超出寻常的责任心，而你感到的，也是一种空前的被尊重感。你隐约感到，虽然自己是个小小医学生，是个外乡人，是个受惠者，但某种意义上，你和任何人是平等的。这种感觉，真是好！极！了！

       

 

 

 

     德国人对自己历史的态度，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尊敬和学习。

       在柏林市中心，距勃兰登堡门不到300米的地方，树立着2700多根灰色混凝土石碑组成的犹太人大屠杀杀纪念碑林；往前不远处一座巨大的建筑内是一座表现法西斯主义暴行的母子雕像；往南不远盖世太保总部向公众免费开放，昭示这个恐怖组织的过往罪行；而在德国历史博物馆，一个有关希特勒生平的特展正在进行。这是德国，一个犯过滔天罪行的国家，能对自己的历史不遮掩，不避讳，坦坦然然地在城市最中心的地方开放给全世界的人参观。在这里，每一个孩子都被告知自己国家的过去，并且知道这些错误如果不被了解，就有再犯的可能。我问过的所有德国人，他们都告诉我对于纳粹的历史，忘不了，痛恨至极。但这并未因此给德国人带来些许对祖国的厌恶感。对那段历史的痛恨似乎丝毫不影响他们对于自己祖国的热爱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背着这样沉重的历史枷锁，他们依然创造出战后的经济神话，并迅速走上了良性发展的正轨。又是这样一种坦荡，让对于前不久新纳粹申请的游行，经过德国议会长时间的激烈辩论之后，在最后一分钟得到批准。

       我对一个德国朋友说，“希望我的祖国也能像你的祖国一样对她的人民更诚实一些“。德国朋友说，“战后的德国也经历了一段不能直面历史的时间。面对创伤，要给自己的祖国一点时间。”亲爱的祖国，我们都做好准备了，你，准备好了吗？

 

 

 

    德国的街头，每一个行人嘴角都是挂着笑意的。不论是在自家门口铲雪的，带着孩子遛狗的，还是街头卖香肠的，只要和你有了眼神接触，大多都会满脸喜悦地和你打招呼，很少会看到那些茫然的、焦虑的、或是淡漠的表情。他们的心是时刻对外敞开的，路人皆似友邻一般，而我的心，那颗对陌生人总是第一时间不由自主地产生防御感的心，也似乎被解放，渐渐欢快了起来。喜悦感需要什么理由吗？这里的人告诉我，喜悦感无需理由，像是生活的基调似的，莫名地感到美好。而之前，我是太需要一些理由来让自己高兴起来了。克莱沃的市区有很多小商店，我常常怀疑在这样一个街上时常见不到人的小城里，一家小店一天能卖出多少个面包，多少杯咖啡。但店主们照样每天早上开开心心地把商品一样样摆出来，摆成非常精美的样子，到了晚上再开开心心地一样样收起来。我想，在这过程中，他们是幸福的。一个成功的国家，就应该让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最普通的人都感到幸福，感到被尊重。

这幸福感来自哪里？也许社会的发达程度会影响人民的心理。在一个具有比较健全的社会制度的发达国家，在一个能用制度保障人民安全感的国家里，大家对生活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也不用为温饱和住房发愁，理应具有更多的幸福感。但这显然又不全来自于物质，因为一个德国街头小贩的收入并不比上海写字楼的一个普通白领高多少。宗教对德国人有很大的影响。德国是天主教的重要教区，虽然先今许多德国人并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天主教所倡导的爱与谦忍，对生活的感恩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许多人的价值观。今天的中国，大多数人并没有信仰，没有一个毕生追求的精神性的终极目标，大多为了讨生活而终日忙碌。谁知讨得了生活，还有更好的生活要去讨。而身边的不均富状态，似乎让人有了奋斗的目标，有了一种终身虚幻的斗志满满。物质的生活没有止尽，如果物质变成了信仰，那么它带来的就是终身的不快乐。

 

 

中国的年轻一代总像是背负太多，心事重重的样子。低头快步疾走是大城市街头的常态速写。日子总像在赶场子，忙着把一件事做完，再匆匆赶赴下一件。艺术是艺术，生活是生活，生活都没有过好，哪有功夫去谈艺术？当我们都在抱怨城市里千篇一律的火柴盒建筑让城市失去了地域性，欧洲却始终非常执着地保持着城市原本的历史和艺术气息。在德国，即使大半的城市都源于战后重建，那些重建后的市区仍保留着之前的风韵。城市的天际线是多样而统一的，街道也是质朴却充满动人的细节。在我去过的那些医院里，墙上挂着格式风格的油画和版画，各式雕塑和小摆设随处可见，有浅色带花纹的木质楼梯，或者是用一整面摆满了各种玩偶的大柜子装饰的接待前台。在亚琛大学的医院里，墙面和地毯都是彩色的，一进门是一匹彩色的雕塑马，而整座医院更是被设计成了一种后现代的工厂风格。大楼被大红和亮黄的各式外露管道包裹，进入医生的诊室需先打开一扇通往车间的银色金属门，这种风格一直是各界褒贬不一的评论。且不论它到底会对病人的心理产生好或坏的影响，能为一所医院尝试不同的艺术风格，这本身就说明了一种态度，一种艺术生活的态度。

在欧洲许多城市的街头散步是一种享受。房屋、路灯、城雕，处处都是用心的设计，甚至每一户人家的窗台，都是一个个不同风格的精美橱窗。那些盆栽、挂饰、彩灯，无一不体现着主人的情趣。我最最讨厌大学里那些粉刷得雪白的墙面，那种带着一根金色金属丝的楼梯台阶，办公室里永远是80年代式样的木头办公桌。医院里，永远是没有人情味的装修，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装修，水泥柱子，玻璃吊顶，自动扶梯闪亮亮，有人告诉你这叫现代化大楼。而且，你永远无法去责备什么，他们会告诉你，工期太赶，资金不够，赶着要交付使用，工程质量好就是万幸，谁还来管你好不好看呢。而你永远也无法统一人们对美的认识。或许那种仿造的罗马柱，那种冰冷的大理石台面，那些耀眼的铝合金，在很多人眼里是很美的呢。在这里，经济水平的差异不再是万能的借口。艺术品味是在各个阶层都可以用不同方式得以体现的，即使是上海这样经济发达的国际化都市，城市规划也很难说是具有艺术审美的。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除了那些用钱买品味的，也很难说是充满情趣的。而身边正层出不穷的各种疯狂的病态社会现象，离荷尔德林所说的那种“诗意地栖居”，到底还差多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