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里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叫Xhavit，一个叫Nit。Xhavit智力低下、免疫力缺陷、双腿畸形…Nit小头畸形、智力低下、先天性心脏病、肠畸形、并指畸形…每人都各有几十个关于各种先天畸形的诊断，我也没有记下来。
今天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的医疗资源来治疗Xhavit、Nit这样的孩子。一方面，他们是人，是我们这个种族的一员。人人享有平等的医疗权力，何况是这么可爱的孩子。没有人可以因为某些人生病了，或者身体天生不健全，而放弃他们。另一方面，他们是将来不能为社会做出任何贡献的人，不像唐氏儿童。唐氏儿童至少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劳动来为社会创造价值。他们不能动，无法交流，没有基本的生活技能，吃饭、排泄均需要人照顾。但是，在德国，他们还有高级的童车，可以让他们一天中有一些时间可以坐着，被带到儿童游戏室去玩一会儿（当然他们不会玩，只是在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玩具中坐着）；不时地还会有护士去和他们说话，逗他们开心（当然他们听不懂，也没有什么反应，只是偶尔无意识地摇头晃脑）；他们每人还有一台收音机，在没人陪的时候播放各种音乐和广播；他们住单独的一间病房（病人多的时候，也会两人一间）；每天都有很多医生认真讨论他们的治疗方案；他们用的是最好、和所有其他孩子一样的药；需要添加的营养照常添加，伙食是每餐都变花样的，两餐中间是可以有各种果汁做饮料的。
一年里面，这样的小朋友会因为各种原因十几次、几十次地住进医院。我在想，如果把相同数额的医疗资源用在其他病人身上，可以帮助多少小朋友啊！
当然，在一个具有优厚福利的发达国家，在一个病人不多、一个普通门诊可以看半个多小时的的医院，我会毫不犹豫说，要治他们！不仅要治，还要给他们好的生活质量！像对任何正常孩子一样对待他们！可我又不禁想到我在自己学校的儿科医院实习的时候，很多孩子刚出生就被遗弃了。其中有唐氏的，还有一些并不是那么严重的。有些小朋友，就算医院没有放弃他们，父母首先就放弃他们了。当然，善良的医生和护士们还是会把他们留在病房里，自己花钱治他们，有时给他们买些玩具。但喝的是普通的牛奶，用的是普通的药，治疗也只限于维持他们的生命。由于国情所限，这可能也是我们的医生护士能做到的最好的了。我们也不可能再分出更多的时间和金钱给他们，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孩子要治——那些治愈后可以健康成长、以后创造价值的孩子。
在现实的情境下，做出一般的决策基本没有问题。但这里面有一个医学伦理问题：我们到底基于什么样的原则在不遗余力地治疗这些孩子？
英国有一个类似情境的真实事件。大致是：有几个人要出海冒险，途中遇到了风暴，船体受损，只能漂在海上等待援助。被困了几天后，没有见到任何过往船只，食物也已经吃完。大家逐渐体力不支，一个个倒下，眼看全船的人就要饿死。最后，大家做出了一个残酷但是无奈的决定：吃人！由每个人投票吃谁，得票最多的那个人就做出牺牲。当时船上有一个孤儿，无依无靠，实在走投无路地情况下也上了船跟着冒险。其他人觉得他好欺负，就暗自合计一起投他的票。最后，孤儿被吃了。而其他的人，正靠着孤儿的肉，又熬过了几天，终于等来了一艘营救的船只。回去以后，人们在海员日记里发现了这件事，于是法庭对他们进行了审判。吃人——这是绝对无法容忍的惨无人道的行为，在任何人的眼中，这都是无法饶恕的罪行。但是渐渐有人对这个案子提出异议：如果不牺牲这个孤儿，那么全船的人都会死去。但是牺牲这个孤儿，其他人活下来。活下来的人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在社会上还可以发挥很大的价值。而且他们都有家庭和朋友，他们的众多亲友也不会因为他们的死亡而受到负面影响。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牺牲了孤儿，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益的。由于年代久远，我只是大概描述一下这个事件，也许和事实有些出入，但事件的焦点是一样的。
这个故事也被引用于哈佛大学的一堂著名的哲学公开课上，被用来引起关于功利主义的思考。那位教授还在课上援引了许多其他类似的伦理问题。都是些极端的情境。但是如果对于这种情况有一个自己稳定的观点，尤其对医生来说，是会无形中引导自己完成今后的很多决策的。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一天Xhavit需要器官移植，而目前正好有一个供体，你作为器官移植委员会的委员，会投票同意该器官给Xhavit吗？要知道，在受体名单上，排在Xhavit之后的，还有很多人。其中的大多数，接受了器官移植后，还可以健康地活很多年，做许多有意义的事情。你会怎么考虑？
我把相同的疑惑抛给了我在德国的儿科主任。当然器官移植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Xhavit体质不佳，不是最佳受体，不会列入器官移植考虑。但是，他说“在德国，对于这样的孩子，不仅会治，有时甚至还会用比普通孩子更好的药，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首先，德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他非常自豪地说），有能力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其次，在这个天主教国家里，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都有权利得到同样的关爱和重视。如果真的要进行器官移植方面的考虑，我们只会从患者的身体状况本身来进行排序，而不是他们今后创造的社会价值，他们的财富，或是其他任何情况。”
在中国，我们没有钱，没有信仰，我们该基于什么来治疗这些病人？